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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先生方星海20年:厘清A股監管職責 大改革掌舵者

    2019/5/22 10:36:49      前沿觀察      

    今年,資本市場改革是整個經濟改革的重中之重。這是一項闖大關的改革,資本市場要打破核準制,試行注冊制,將股票發行的權力交給市場。

    從去年7月開始,星??擠止芊⑿?。他是這場大改革中的關鍵先生。

    前沿君試圖通過追尋星海20年來所發表的文章,探尋他的思想軌跡。這位在農村長大、美國讀博、在世界銀行、上交所、上海金融辦和中財辦都工作過的金融高官,他有怎樣的思想軌跡?

    1,回國之初

    星?;毓竊?998年。當時,美國的互聯網泡沫還沒有破滅,經濟欣欣向榮。中國經濟則正在遭受亞洲金融?;某寤?。

    當年兩會上,國務院換屆,朱老板當選國務院總理。3月24日,在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他承認自己對亞洲金融?;私獠蛔?,“我們過去沒有遇到過,那只有學習”,所以他說,他每天要看三份香港的報紙,還一份一份看各駐外使館發回的對亞洲金融?;牡綾?。

    亞洲金融?;侵泄母錕藕笤庥齙牡諞淮甕獠炕肪懲槐淶某寤?。星海恰好在這個領域非常有發言權。5年前,他通過世界銀行的青年專家計劃(Young Professionals Program)進入了世行,負責東南亞的項目。

    1999年,世界銀行出版的《Project Fin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一書作者之一是星海。書中介紹稱,星海在世行主要負責東南亞國家的宏觀經濟和金融部門的管理工作。

    在中國知網可以查到星海最早的幾篇文章都與亞洲金融?;泄?。第一篇發表在1997年11月15日的《國際金融研究》上,那時星?;姑換毓?,文章是與同樣在世行工作過的朱民合寫的,星海是第二作者,文章標題是《貨幣?;?、銀行?;?、宏觀?;駝呶;┕鶉詵綾┑囊蜆?、教訓和預防》。

    第二篇是在次年1月10日,發表在《國際經濟評論》上,文章標題是《東南亞國家和墨西哥金融?;災泄鈉羰盡?,這篇文章是與易先生合寫,星海也是第二作者。

    朱民、易先生都與他合作寫文章,顯然與星海在世行的工作有關。上述兩篇文章將泰國?;?0年代的墨西哥債務?;辛吮冉戲治?,文章認為,兩次?;汲氏至舜踴醣椅;?、宏觀?;?、銀行?;秸呶;難荼涔?,進而提出了對中國金融開放的政策建議,如重視經常賬戶赤字、資本市場開放要漸進有序、金融監管要加強、要實行有彈性的匯率政策等等。

    當時中國正準備加大金融開放的力度,在1994年開放經常賬戶后,準備要放開資本項管制,但在這次?;笞時鞠羈挪椒ッ饗苑嘔?,至今也沒有實現。即使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國對金融開放仍采取了相對保守的策略。星海當時也許不會想到,自己后來多年都在為金融開放鼓與呼,但當年的這些政策建議恰恰形成了改革的障礙。

    按照當時的形勢,世界銀行處于東南亞?;仍那跋?,方星海的職位非常重要。而且,他的導師斯蒂格利茨也已經結束了在白宮的任職,來到了世界銀行。但是他毅然選擇了回國。

    2001年,他在一次接受采訪時說,雖然美國各方面都很好,但是這一切卻與他無關,他不在美國的主流社會里面?!叭舜嬖謨諫緇嶂?,應該對主流社會的發展起到一些作用。所以我最終選擇了回國?!?/p>

    據許多媒體的報道,周小川的相邀讓他決定回來。星海是溫州人,在溫州市僑辦的網站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紹了這個過程,“1998年,在世行工作了5年的星海收到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周小川的一封電子郵件,問他是否愿意回國工作。行長和星海談了幾次,兩人‘很多想法都不謀而合’?!?/p>

    1998年8月,他回國了。這一年,他34歲。在一次接受采訪中,他坦誠回國初期并不太順利,“我在回國的三年中,大概有一年左右的時間是在努力地尋找能夠最大限度施展自身才華的位置,盡管浪費寶貴的時間很讓人心痛,但在那段時間的摸索中,讓我很快補上了了解中國現狀這一課?!?/p>

    他回來時,小川已經接任老王擔任建設銀行行長,老王則被派往廣東處理更嚴重的金融風險。小川面臨一個棘手問題:建行和摩根斯坦利的合作一直不順,中美雙方分歧很大。

    星海后來回憶說,1998年8月,他作為中金公司的中方股東代表,參加該公司的管理工作,“我與其他同仁共同努力,圓滿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并且在較大程度上為中金公司今后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輩還?,這只是過渡性的工作,最終中金和摩根斯坦利還是分手了。

    星海在建行的另外一項重要工作是處理不良資產。

    1999年,他在《國際經濟評論》上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如何處置中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文章開宗明義,“亞洲金融?;慕萄抵?, 是一個國家銀行的不良資產要盡早處理, 不能等到銀行因不良資產過多發生了?;俅?。否則, 銀行資產就會遭受重大損失, 還有可能引發宏觀?;??!蔽哪┦鵜?,他的職務是中國建設銀行集團協調委員會總經理、博士。

    在媒體的報道中,星海牽頭處理了梅山鋼鐵公司17億元的債轉股項目。星海通過處理這樣的項目,更加熟悉中國國情。不過,后來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他極少談及處理不良資產的事。

    那幾年,中國金融體系正在朱老板的帶領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重要的人才也不斷被提拔到更重要的位置。小川去了證監會,星海也離開了建設銀行,到了證監會管轄下的銀河證券任職。

    2000年5月,小川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倡導國有獨資銀行上市,引起了市場熱烈的反響。星海那年則在《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雜志上發表《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上市的幾個焦點問題》一文,表示完全同意周小川的倡導,并且針對上市相關的10個方面焦點問題進行細致分析。

    他文章中提的許多建議后來得到了采納。比如,不把國有銀行按地區分拆上市,而是整體上市;赴國外上市,而不是在國內上市等等。

    雖然回國只有數年,但星海的思考已不局限于他所工作的領域,他對中國的金融體系有全面而深刻的思考。2001年9月,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舉辦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他發表了犀利的演講,分析中國金融部門效率低下的原因,并提出的大膽的改革建議??夏岬險г漢橢泄卸嚳矯嫻暮獻?,培訓了很多中國官員。

    他認為,中國金融部門效率低下的原因在于政府普遍的控制和干預,控制的原因在于 “政府高層缺乏金融專業知識”。這篇演講稿《Reconstructing The Micro-Foundation Of China’s Financial Sector》(《重建中國金融業的微觀基礎》)后來被劍橋出版社出版,文章被廣泛引用。

    現在讀來,這篇文章仍不過時,因為中國金融體系的這些基本問題仍沒有太大改觀,民營化和引進外資工作進展仍然很小。星海在度過職業生涯前三年的徘徊期后,也逐漸進入穩定的狀態。他回到了他青年少所在地上海。

    2,體制優勢

    1977年,13歲的星海進城了,從浙江溫州樂清市芙蓉鎮前垟村搬到上海,他父親是一位軍人,他和母親那年來到了上海和父親團聚。對于早年的農村生活,他說,“農村生活教我淳樸正直,不投機取巧?!?/p>

    星海高中就讀于復旦附中,與馬駿、哈繼銘、胡偉俊等都是高中校友。到2001年,他37歲,又回到青少年成長時代的地方工作。在上海,他工作了12年。

    在星海到上海的前一年,上海成立了金融工委。2年后,上海市金融服務辦公室成立,與金融工委合署辦公。上海金融辦主任由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吉曉輝兼任,初期的主要工作其實是配合處置證券公司的風險。

    在上交所歷練幾年之后,2005年,41歲的星海進入了上海市金融辦,起初是擔任副主任。兩年后的4月,原主任吉曉輝調離了,主任一職出現空缺。有媒體報道稱,星海能否接任主任職位存在爭議,因為他四十出頭,“過于年輕”、資歷尚淺且過于活躍。

    到當年7月,他正式接任了主任一職。當年3月,上海市為主要領導發生了變動。從2007年7月到2013年離開,他在這個職位上干了6年。上海成為了他的舞臺。

    早在2001年7月,星海初到上海之時,就對上海在全球金融業發展中所處的位置有自己的思考。

    他在一篇文章《上海金融中心建設——寫在中國進入WTO之際》中稱,“目前上海金融中心建設就是把上海建設成中國的金融中心。以后中國經濟大發展了,成了世界上主要的資本輸出國之一,那時可再發展成一個國際金融中心?!?/p>

    這個目標有些保守,幾年之后,他的觀點發生了改變。2006年,星海對倫敦、香港和漢城考察回來后,寫了一篇考察報告,在這份報告中,他提出,“東亞地區的全球金融中心必將在中國產生?!彼銜蝦SΦ背晌嗨樸諗υ己吐錐匾謊娜蚪鶉謚行?,而不是像新加坡或者香港一樣的區域金融中心。

    當年11月27日,上海市政府發布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十一五”規劃》,明確將上海定位于“具有國際影響的金融中心之一”。

    不過,這樣的定位引起香港金融界的擔憂,一時滬港金融中心之爭也成為媒體的熱門話題。但星海的觀點從未改變。他認為,今后全球金融中心要么是上海,要么是香港。但是香港是一個港幣市場,不可能支撐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且香港的金融不受中央政府監管。所以,未來第三個全球金融中心就是上海。

    雖然目標高遠,但在當時的中國各大城市中,上海的競爭優勢并不突出。天津在央行一位前行長的帶領下,也在大力發展金融業,甚至準備試水個人對外直接投資。更大的競爭對手是北京,中國的融資主要是靠商業銀行,而主要商業銀行的總部都在北京,北京金融街的金融聚集效應已經顯現。

    起初,星海對中國金融業開放,尤其銀行業開放抱有非常樂觀的預期。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時的一篇文章中,他說,“可以想象,上海僅依靠外資銀行就有可能在5年內改變現在中國的商業銀行中心在北京的局面?!?/p>

    但事實上,受各種因素影響,外資銀行在中國并未獲得大發展。他初到金融辦任職之時,重點工作是吸引外資金融機構落戶上海。2006年初,星海登門拜訪上海外資保險公司、銀行等,了解他們在具體經營過程中的困難,為他們排憂解難。

    但是,很多金融職權并不在地方,而是在中央。因此,在任內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希望針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建立中央的協調機制。

      《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分析政策和實踐》,星海著

    在一份寫給中央領導的匯報材料中,他甚至大膽建議,“從更好地發展我國資本市場和加快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出發,中國證監會應該搬到上海,人民銀行則應該大大擴充其上海總部的功能……銀監會和保監會則都應該設立上海總部……”這樣的目標顯然無法實現。

    他甚至尖銳地批評部委決策機制,2007年5月,他給上海市委領導的報告中指出,“由于金融政策的專業性,致使各部委在決策時都表現出了很大程度的封閉性。一般決策只在部委內部做,只有少數幾個人定,因此容易政治化和非專業化,不利于金融市場的發展?!?/p>

    2010年2月,在給中央領導的報告中,他說,“目前國家發改委牽頭的部級協調機制力量尚顯不夠,成立半年來還沒有發揮出應有的協調作用,甚至連一次像樣的會議都沒能召開?!?/p>

    在地方金融辦權限較小的情況下,如何發展上海的金融業,是星海面臨的挑戰。相比北京,上海沒有總部優勢,于是他就著力吸引金融機構的業務總部放在上海,比如銀行的資產管理總部,將上海打造成資產管理中心。并且,在地方金融權限范圍內,發展PE等機構。

    2008年1月,在上海資金和資產管理中心建設論壇上,他以興業銀行為例進行講述,“總部在福州,但資金管理中心在上海,成立以來規模成長很快,管理的資金在3000億左右,盈利非常好,市場創新能力很強?!?/p>

    他一度大力推動外國企業,如匯豐、IBM、西門子等知名公司來中國發行A股并上市交易??墑侵兩褚裁揮惺迪?。

    但這些在實際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并沒有影響他對中國體制優勢的堅定信心。2008年12月,全球金融?;某寤骶晡炊?,中國的四萬億刺激政策推出后不久,星海在浦東干部學院的講話時說,“我可以非??隙ǖ廝?,如果這個世界上有一個國家能夠比較成功地應對這次金融?;幕?,那就應該是中國?!?/p>

    2010年,在一次公開演講中,他說,“這次金融?;?,全世界都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看到了中國出色地應對金融?;?,誠心誠意地認為中國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值得欽佩,這跟以前那種‘口服心不服’大為不同?!?/p>

    對于中國取得的成功,他越來越堅信,中國具有巨大的體制優勢,“這里的關鍵是執政黨既要讓民眾充分分享經濟增長,又不能使決策完全聽憑時髦的民意?!幣虼?,他十分推崇新加坡模式。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毫不吝嗇表達對新加坡模式的贊揚。

    星海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官員,堅信中國具有巨大的體制優勢。但他又不是典型的中國官員,他自信、幽默,但卻不夠圓滑。他可以在上百人的場合講和美國人喝茅臺的故事,還不忘了說一句,“我的薪水買不起茅臺”。

    2013年,在上海市金融辦主任任職8年之后,星海迎來了新的崗位,中財辦。當時,中財辦正在準備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文件。據媒體報道,他主要是協助劉鶴起草關于金融改革和開放的部分。在去中財辦工作之后,他幾乎很少公開發表文章,也很少公開發表講話。

    3,“關鍵是放開一級市場”

    在星海的履歷中,有一段短暫的經歷,現在外界關注較少。2001年,他到上海的頭幾年,是在上交所工作,擔任總經理助理、副總。現在,科創板和注冊制的改革,上交所是關鍵。

    星海到上交所任職應與小川的調動有關。此前一年,小川到了證監會擔任主席。在2002年一次會議上,主持人介紹星海說,“他是我們證監會主席周小川旗下的得力干將”。

    小川擔任證監會主席的前一年,全國人大通過《證券法》,該法規定證券發行實行核準制。中國資本市場正在從混亂走向規范的時代。

    核準制是相對配額制而言的。在中國資本市場成立初期相當長的時間,一家公司能否上市,決定權是各省和部委手中的指標。在《比較》雜志上有一篇文章這樣描述早年的配額制,“1993年當配額制第一次投入全面運行時,央行確定的全國發行指標是50億股。各省獲得的配額在5000萬至5億股之間。省級政府與證監會在當地的排除機構協調該地的配額規模?!?/p>

    當方星海到上交所任職時,中國的股票發行制度正在從配額制轉向審核制,這兩者本質上都是嚴格的審批制,但不同在于,配額制將分配權分散到了地方和部委,核準制則收歸證監會。

    2002年,在一次內部交流會上,方星海分析了中國股市面臨的兩大挑戰,其一是上市公司的質量問題——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速趕不上GDP增速。他說,“比如在美國的話,如果它的GDP增長5%的話,你看他上市公司的盈利,可不是5%的概念,大部分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長都是10%以上的水平?!?/p>

    他認為,中國出現這個問題的原因在于,“政府控制使大量盈利能力比較差的企業進入證券市場”。第二大挑戰是對監管的疏忽。

    在分析了這兩大挑戰之后,他提出了自己大膽的設想。他認為突破口在一級市場,“我說關鍵是放開一級市場,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觀點,很多人認為改革證券市場就是要改變1/3流通,2/3不流通的狀況,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要放開一級市場?!?/p>

    11年后,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推進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這是一個漫長的等待。

    兩年后,2015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對《證券法》修訂草案進行了一審,草案取消了股票發行審核制的規定,確立了股票發行注冊制。

    但受股災影響,注冊制改革不得不延后。到次年3月,劉士余緊急接棒證監會并召開首次記者會時,注冊制成為市場關注的焦點,劉士余在回答提問時說“注冊制必須要搞,但配套的改革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不可以單兵突進”,這句話穩定了市場,打開了局面。

    一個過度管制的市場,要轉到市場化的機制上,這遠比當年從配額制轉到核準制難。2015年10月,星海被任命為證監會副主席。當時FT的報道稱,“擁有斯坦福大學博士學位的金融行業資深人士方星海即將出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一職。目前證監會正尋求修復其在今年夏季應對股市動蕩的方式對自身聲譽造成的損害?!?/p>

    星海在2002年那次講話中分析了中國資本市場的許多問題,包括IPO20倍市盈率過高的問題,他認為這是不可持續的,因為市場上漲之后基本上達到40-50倍的市盈率,這需要企業連續五年每年28%的盈利增長才行。所以,他認為市盈率應當下降,“我覺得15倍是一個比較合理的上市的市盈率”。

    但是他并不認為應當要馬上放開對市盈率的管制,因為既然限制了上市發行的數量,等于是上市公司享受了這個數量控制的?;?,因此需要“市盈率指導”這個限速權。

    雖然他對資本市場改革有自己的長遠理想,但是他并不認為馬上就可以啟動理想中的市場形態,還有許多微觀機制需要重建,“我們現在目前券商的股票結構、投資結構以及內部治理結構來看,他們不能承擔一個非??諾囊患妒諧≈械娜痰慕巧??!?/p>

    這是一個老問題,也是一個新問題。在注冊制試點腳步越來越近的當下,券商的能力又成為一個新問題,行業再次面臨微觀機制重建問題,于是許多業內人士發出了做大做強券商的呼吁,“券商強,則金融強”,希望國家政策支持做大券商。

    2018年7月,他開始分管證監會發行部。在審核制時代,這是個超級實權部門,誰拿到了上市的門票,誰就掌握了打開財富大門的密碼。但是,星海的任務則是要革自己所分管部門的命,將核準上市的權力交給市場。

    在他接任之后,頂層設計加快部署,新成立的金融委多次會議研究資本市場改革,先后在8月24日、9月7日、10月20日接連研究資本市場改革。

    到了12月20日,金融委辦公室會議得出判斷,“資本市場改革已經形成高度共識,即將進入一磚一瓦的實施階段,將加快推進?!備母锏氖奔湟丫劑?。星海正在日夜不停地推進這一高難度的動作,如能完成,將會給中國資本市場帶來革命性的變化。

    2017年4月,清華校慶前,星海在富凱大廈20層辦公室接受了清華大學校友的專訪。他提到最多的詞是“正直”, 他以自己的人生經歷,告誡清華的學子,“要正直,不投機取巧”。


    (編輯:news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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